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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务印书馆打杂的一个,也翻翻书,竟似一个假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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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隐的东京旅行之十·烈士夫人考  

2009-11-18 18:06: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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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有始也有终,随着1931年10月号的《妇女杂志》的发行,《东京小品》的连载也告一段落,直到此后再也没有了《妇女杂志》;1932年因为日寇袭来,连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和其他很多部门都一起都被一把火烧掉了。连带烧掉的还有很多刚刚征集来的手稿,总之商务馆因此元气大伤,不过这不是本文所讨论的内容。让我们把话题切回到这最后一则《东京小品》——《烈士夫人》上面去吧。

且说按照黄女士的履历,她1930年秋季前往日本,次年年初(按资料,约为三月前)就返回了国内,这最后一则《东京小品》按写作时间,就已经是她返回国内后的手笔了;如果把《妇女杂志》的约稿延迟也计算在内,则本系列中自《井之头公园》后的部分均可算是写成于回国后了,这一篇也在此列。粗略计算,动笔时间大约在1931年的6月份,在那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对于日本生活的记述就未必能如过去一般来的牢靠,于是这在文章里就出现了一些看起来有些奇怪的部分,就像这样的:

 在一天早饭后,我们正在那临着草原的窗子前站着,——这一带的风景本不坏,远远有滴翠的群峰,稍近有万株矗立的松柯,草原上虽仅仅长些蓼荻同野菊,但色彩也极鲜明,不过天天看,也感不到什么趣味。我们正发出无聊的叹息时,忽见,从松林后面转出一位中年以上的女人。她穿着黑色白花纹的和服,拖着木屐往我们的住所的方向走来,渐渐近了,我们认出正是那位嫁给中国人的柯太太。

如果说场景的话,这自然是没什么问题的。这正是黄女士一家搬出都区内不久,因此环境就像前面李先生在回忆录中提过的那样,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之处。我们的问题在于,那柯太太可不是《一个怯懦的女人》的主角么,按此前的资料,她是个中国人才对。而按照这段内容来看,她又像是第三则故事中赠给了黄女士割烹着的那位未曾谈及名姓的胖太太,在此处我们就发现自己陷入一点小小的混乱局面了。但小说家么,平时所做最多的无非假语村言,这些个人信息的真实程度到底有多少算得上完全可靠,那真的是天知道,我们在这里只能确认一点:即黄女士笔下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一种特定的共性,而在这个共性制约下,人物被变形或压缩合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写作手段。

总之,在这最后一则中,人物的身份并不是大问题,再者,在一个只起到串场作用的角色浪费太多精力也属于不智的行为。我们在这里想了解的只是帮黄女士料理家务的某位老仆妇的故事,尽管这个角色看起来很像上一则中出现的西川房东与讲述柯太太(华人)故事中的另一个老太太,不过既然本文到底可以算是基于《东京小品》架构下的一个平行世界,我们就此也别深究太多了。

 

黄女士和本故事中的柯太太寒暄了几句,黄女士抱怨起周围没几个中国人来,对此状况,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

我方才想起在这后面西川方(似为“房”之笔误——笔者按)里住着一位老太婆,她从前曾嫁给一个四川人,她对于中国人非常好,并且她会煮中国菜,也懂得几句中国话。她原是在一个中国人家里帮忙,现在她因身体不好,暂且在这里休息。我可以去找她来,替你们介绍,以后有事情仅(笔者按,此处原件系“儘”,为印刷错误,应为“尽”)可请她帮忙。

这个建议在我们看来有些显得过于靡费;为解决生活的不便,总不至于非要去请个女佣解决问题。但凡事总不能抛开大背景来进行独立的分析,毕竟对于民国时期的畅销书作家而言,大家总不至于会把“贫困”这个标签加在他们身上,只要找到一家合适的书店或出版社签上张出版权授与契约,很快,版税和稿费就自然到账了,如再稍加勤勉,则假以时日必然发家,于是很多主流作家那时基本上都过起了与国际现代化建设相接轨的生活。于是相形之下,雇个女佣来做工实在是稀松平常之极了。更何况她也算出自福州的名门,就算家里再怎么待她不好,总也还是有几个整理家务的老妈子的。于是在她看来,找个老妈子来打点家务也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了。

于是在柯太太(《烈士夫人》里的那个)的引见下,看到了那日本老妇人,因为黄女士自称看人总是很准的,那么我们不妨看看在她眼中,这老太太是何等的样子:

她是一个古铜色面孔而满嘴装着金牙的硕胖的老女人,在那些外表上自然引不起任何人的美感,不过当她慈和同情的眼神射在我们身上时,便不知不觉想同她亲近起来。

一般来说,日本人的面孔在绳文人与弥生渡来人完成了融合后大致可算是得到了确定,他们的肤色基本上算不得很深。于是这位看起来有些“色黑”的妇人就是怎么看都有点不正常了。对于这点缘故,用现代医学自然就可以稍加解释:那太太肝脏不好,于是在脸上就体现出来了。而肝脏不好的人,容易产生牙龈出血或者由此而来的其他牙周病。由此导致牙齿脱落想必也是在情理之中的。这日本人如果牙齿不好,最常做的一椿事自然就是找个牙医包上金牙。推而广之,这位色黑的太太竟如此装束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吧。

对黄女士而言,她只是需要一个看起来还算和善的佣工,至于那女工是不是身体有什么大问题倒还是次要的,于是她一见对方满脸和气,就决定雇人家来做事了。更何况她在家务上也是大有其笨拙之处的,幸而黄女士去世已久,故而笔者决定在本文此处予以揭穿:

当然,我对于煮饭洗衣服是特别的生手,所以饭锅里发出焦臭的气味,和不曾拧干的衣服,从晒竿上往下流水等一类的事情是常有的……

这些问题严格的说不算什么太要紧的,但从本系列的第三则故事来看,黄女士有着一种主妇特有的荣誉感,因此在面对此等状况时理所当然的就显出歉疚和不安的感情来,倘若这些事情如果有一个专门的主妇来料理的话,那就会让人很安心了。而那老妇人——虽然我们看起来她看起来并不年轻——做的也的确不错,请看:

然而一锅的白米饭,除了表面还有几颗淡黄色的米粒可以辨认,其余的简直成了焦炭。我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她不说什么,立刻先把瓦斯管关闭,然后把饭锅里的饭完全倾在铅筒里,把锅拿到井边刷洗干净;这才重新放上米,小心地烧起来。直到我们开始吃的时候,她才含笑地走了。

虽然这个段子看起来很眼熟……你们还记得第三则《邻居》里面也有类似的部分,虽然那点细节不是帮忙刷锅而是帮忙打水,但细心的读者多少会从里面嗅出一点相似的气味来。

 

好在黄女士还算知道取舍,知道类似的话题还是少说为妙,以免被看出结构与内容的相似性。否则被编辑指认出来可就惨了。因此她就此笔锋一转,讲些平日干完活之后的こぼれ話,比如某个极为普通的日子,在大家正平静地开茶会时,那太太就说了些顺嘴话:

“我姓斋滕,名叫半子,”她这样的告诉我们以后,忽然由地席上站了起来,一面向我鞠躬道:“请二位稍等一等,我去取些东西给你们看。”

斋藤伯母(因为黄女士平时也是如此称呼的,笔者不敢造次)就这样奇峰突起地做了些令人想不到的行动,待她走回来,大家一看,原来是她年轻时的小像。看着那时的花容月貌转做此时的形容枯槁,两相一对照,换了谁都总要感慨一两声的。更何况黄女士自从1925年后就变得对世事无常显出了更多的爱与哀愁来,看到几张如许的照片,她便大发了一通感怀之情:

我仿佛看见可怕的流光的锤子,在捣毁一切青春的艺术。现在的她和从前的她简直相差太远了,除了脸的轮廓还依稀保有旧时的样子,其余的一切都已经被流光伤害了。那照片中的她,是一个细弱的身材,明媚的目睛,温柔的表情,的确可以使一般青年沉醉的……

当她看着那小照满心生起“我见犹怜”之心时,斋藤伯母又挑出了一张照相,

……除了年青的她以外,身旁边站着一个英姿焕发的中国青年。

  “这位是谁?”建很质直地问她。

  “哦,那位吗?就是我已死去的丈夫呵!”她答着话时,两颊上露出可怕的惨白色,同时她的眼圈红着。……但是她握着我的手,悲切地说道:“唉,他是你们贵国一个可钦佩的好青年呢,他抱着绝大的志愿,最后他是做了黄花岗七十二个烈士中的一个,——他死的时候仅仅二十四岁呢,也正是我们同居后的第三年……”

我们都碰到过那种小心翼翼陪着搭话却还是不幸踩到雷区接着捅出大娄子的情况,李先生和黄女士那时会是怎样的一种窘迫的表情,大家估计也能猜想的出。好在对方也明白这两个中国人到底不是故意来惹事,——除了读者,谁会想到这故事能如此的展开呢?反正从这一节里我们总算是得到一点时间的坐标了,黄花岗可不是辛亥年三月廿九的那场恶斗么,这距离黄女士写作本文怎么也该有二十或二十一年的时间了。而就是这点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多少可以在后面帮助我们做点定位。

且说伯母在拿出亡夫的照片后又拿出了少爷的照片,颇有些矜夸的神气。但这到底也没法消弭她的哀痛,在她喘了口气吃了点茶之后乃全盘招供了;她是高等学校(明治二十七年后的高等学校为中等教育之一部分,学制三年,承接预科)毕业后,十八岁时上京做事的,受了朋友的引荐,在一家华人的住宅里帮佣,一个月可以拿到十五元。又因为这宅子里住的只有两个在大学(按照帝国大学令,他们那时进去的必然是挂了帝国大学牌子的学校)读书的中国学生,整日价早出晚归,这便使得那份女佣的活计实在是轻松的可以。因为斋藤伯母那时还是个好孩子,她便拿出旧课本补习文化课,有时也读一些时下的杂志,不懂时,就自然会去找那些清国留学生来授课。那两个中国学人看到东邻的国民竟如此勤勉,身为知识分子,自然是对此心生嘉许的,他们也就因而成为了朋友。其中有位多走了一步:

这两个青年中有一位姓余的,他是四川人,对我更觉亲切。渐渐的我们两人中间就发生了恋爱,不久便在东京私自结了婚。……

看到这里,剩下的事情倒也不用多说了;两人私订终身两年后,余先生转回国内去干革命党,斋藤伯母却有了身孕,及至辛亥三二九,烈士捐躯,遗腹子出生,对此实在是要写一个“惨”字才好。而那伯母因为未婚生子,这私生子也就没有名分,不得已将其过继给自家妹子,她因为这等缘故也无颜回去,竟流落在东京帮佣为业。那少爷生到二十一岁,也不知亲妈到底是何许人。于是黄女士李先生在听完斋藤伯母倒完苦水,就有些暗自嗟叹的感想了,而那妇人也很硬气,居然没有号咷,而是如罗素的轿夫一般地含笑走了回去。

又过了些时日,黄女士又想雇那斋藤伯母来帮佣,结末却得知她竟要将自己嫁出去,此时正在预备嫁妆,这在她看来就有些古怪:

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她现在将近五十岁的人,怎么忽然间又思起凡来呢?

对此,她得到的回答是对方为了找依靠,不得已嫁给一个老商人;这个结局是如此的伤感和无奈,便很合黄女士的胃口,结果《东京小品》也就用了如此的一句话匆匆完结。

呵!妇女们原来还有这种特别的苦痛!……

 

故事至此算是告一段落,我们差不多能从如此的段子里看出些端倪,其一,就是那位斋藤伯母的年纪。黄女士信口说的显然不对了。因为按照故事中所提到的细节来看,她上京时十八岁,与余先生交往三年后就是1911年,根据这两个点来看,我们可以断言,她必然出生于1890年内。由此推而广之,她在本文中的年龄其实也就是在41到42岁之间;她的孩子约莫是在她21岁时诞生的。又因为那少爷现在已经21岁,也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本文写成于1931年。

从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另一点名堂就是那个余姓“烈士”的身份了。此事本来可大可小,但众所周知,近些年真相党横行,很多人抓到一点线索就敢大胆推论。结果本文也遭了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的荼毒。倘若不信,请往下看:

 

Q: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没有一个姓余的四川人?今日看庐隐的《东京小品》,里面写到一个寡妇,庐隐本是想写妇女的苦痛,但这个日本女人却是在为一个中国人守寡,这个中国人还是令每个中国人都尊敬的烈士。只知他姓余,四川人。

A:如果是姓余的到是有的,余东雄,是南海籍南洋华侨,(生平略),他是专程从南洋赶回来参加起义的,不是四川人。但是楼主可能听错了,可能是姓喻的,是四川内江人喻培伦(大将军生平略)

 

以上是网上一则不起眼的答问,但提到的问题不用说,就是有关于本则《烈士夫人》的。

按照史料记载,故大将军、世界恶少年、喻公培伦曾在日本游学数年。而1908年时,他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10年时因为参与暗杀行动潜回国内,这就和本文中提到的线索似有大致暗合之处:毕竟故事里的两人也是交往于1908到1911年之间的。但喻公早在1905年就已在内江有婚娶,本文所载内容若如此发想,虽算得上英雄美人的风流勾当,但搁在如此一位人物上就大有些捕风捉影而泼污水的含义,这对烈士及黄女士都有些不利。

在这里笔者便要指出,如此的遐想其实很没有依据;因为喻烈士1905年初到日本时一直就在大阪,1908年后则在千叶,1908年仅仅是去东京入伙同盟会而已,接着1909年到1910年间,他又一直穿梭于中日两国间,可算是根本不具备上述细节的条件了。他会被这样附会,多半是因为七十二烈士中,四川人仅三人,更何况那三个人里兼具日本留学经历且姓氏发音相近的人也就他一位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爱好考据的人把本篇中的标签贴到他身上去也算是可以想象的。

那么这位烈士究竟是谁呢?

笔者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本文是全系列里面唯一与前文内容出现过多次互斥的一篇东西,这导致本篇内文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于是真实性乃不可考。

  

行文至此,笔者突然有些阅读《出师表》至文末的心情;起初的想法是要写点纪事本末体的名堂,行文中却大有兴致所至恣意胡为的意味。好在尚有个总结的机会。于是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大致回想一下黄女士的这趟行程:她1930年初秋和李先生前往日本,经门司抵东京,在都区内住了数月后搬去郊外,其间四处游逛,至次年春季返回国内。以写作所反映的实际内容排序的话,九则《东京小品》的顺序如下

1、《沐浴》(原第四则),记述黄女士初来日本事。

2、《咖啡店》(原第一则),述家居左近事。

3、《庙会》(原第二则),述盂兰盆事。

4、《樱花树头》(原第五则),述友人记事。

5、《邻居》(原第三则),述搬迁事。

6、《烈士夫人》(原第九则),同述搬迁事,略有互斥内容。

《柳岛之一瞥》(原第七则)、《这个怯懦的女人》(原第八则)和《井之头公园》(原第六则)三则所反映的故事大约也都是在1930年年末的,只是不便于进一步排序了。

说起来,从这趟波澜不惊的旅程中我们没有看到预想中的七转八倒,也没有更多的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现象,至于东洋风味、异国情调、俗调俚曲、贩夫倡女等,也无非是浮光掠影般一晃而过。正如听《东京节》时东京名胜全都知道,但随即就只记得曲调,词却未必还记得起来那样。但我们到底也还是从中发现了些蛛丝马迹,随即就从中读出了1930年那个看似平和静谧但终归是被铅灰色阴云所笼罩着的时局;1930年的日本正处在一个微妙的环境之中,经济已经走向绝境,政治开始趋于不安定,社会也流露出了一些朝不保夕的空气,于是流连咖啡店的彷徨人的景象攫住了怀着抑郁的念头来观察的黄女士,这使她对东京的生活做出了最初的发想,由此为开端,她四处游逛时也就难得有些愉快的兴致了。虽然黄女士的文风固然与福州人本来就有些抑郁的因素有些关系,也和她此前亲友去世较多存在关联。不过在本文中,我们到底是可以加上日本时局不稳这一条的。于是一束《东京小品》间接地成为了管窥1930年到1931年日本社会变迁的一点素材。这也正是笔者当初想到写下以上东西的初衷。

戏作江城子一首,权为结。

 

昔时乘桴东国游,未曾留,尽奔走,可堪回首,当年俊与秀。七年光阴似覆水,无施救,空悲忧。

 

风吹莼鲈思同俦,骚人愁,心上秋,半载羁旅,青衫染泪流。九张小笺一夕话;解与剖,只搔头。

 

本连载至此终,多谢各位看官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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