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爱好家

就商务馆合资一事，目前谈及此一节者甚多，但归结之后无非两类：其一为根据高瀚卿《本馆创业史》及庄俞等人文章为基础，汪家镕《主权在我的合资》一文为主流；其二为以商务馆民国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非常股东大会报告为基础，樽本照雄《辛亥革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和金港堂之合资经营》一文为主流。两类观点的分歧之处在于日人介入商务馆事务之大小及金港堂与商务馆之合资系金港堂身陷教科书弊案所致，以此各执一词，然，就结论一点而言两者亦可算大同小异，即商务馆与金港堂保持了相对稳定及长久的合作关系，这次合作从1904年开始并持续至1914年。在合作期间双方精诚协力，并在各个方向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尤其是在印刷技术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商务馆在与金港堂协作并取得一定成果后就遭到以中国图书公司为首的一批新生势力的攻讦

       此前曾提及黄女士所乘坐的长城丸一事，最近几天竟有幸查到了点这艘倒霉的船的故事，虽然此地想必没几个人会看，但总也算聊胜于无吧。倘若大家不介意，我们不妨就此看看长城丸的最后一程。

       且说这艘船被日军征用后，长期以来运气都还说的过去，直到1944年年初，随着美军占据所罗门群岛，日军在太平洋开始感到防卫圈出现压力，遂对南方加以增援。于是便丢了相当数量的任意船只上路——之所以用这个词，乃是因为在这条补给线上，日军也开始尝到了些潜艇的滋味，就在台湾海峡到大小巽他群岛之间，日军的运输船队便被美军的大小鲨鱼啃了个稀里哗啦。而长城丸的命运也就是可想而知了。

凡事有始也有终，随着1931年10月号的《妇女杂志》的发行,《东京小品》的连载也告一段落，直到此后再也没有了《妇女杂志》；1932年因为日寇袭来，连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和其他很多部门都一起都被一把火烧掉了。连带烧掉的还有很多刚刚征集来的手稿，总之商务馆因此元气大伤，不过这不是本文所讨论的内容。让我们把话题切回到这最后一则《东京小品》——《烈士夫人》上面去吧。

且说按照黄女士的履历，她1930年秋季前往日本，次年年初（按资料，约为三月前）就返回了国内，这最后一则《东京小品》按写作时间，就已经是她返回国内后的手笔了；如果把《妇女杂志》的约稿延迟也计算在内，则本系列中自

1929年到1931年之间的情况很有些古怪，那时全球凡是金本位或联系美元汇率的国家都吃了大亏，而中国因为用银本位，暂时逃过一劫，这使得国币意外地变得值钱了，于是那些年就成为了去海外留学的黄金季节；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只要是还能在上海住得下去又能掏得出一笔不菲学费的总会想着跑到国外去；钱多的一般会去欧美，如《斯密士太太的中国房客》那样，家里每月走走渠道就可以支付足够数量的开支。倘若钱少一点，那就是去日本——这就更好办了；经济危机后，在日本的各种用度比起在国内时就可以减下不少，此前我们就说过这种情况的。由此就弄出了许多专门往东洋或花旗国去的留学生。

留学是件很艰苦的事业，许多人费了很大的功夫去考取

作家平日里为搜集素材而游逛这一点我们提过不止一次了。但有位著名画家也教训过；倘若打开窗户，风景便与你靠近（我不知道是否确实，总之就是如此的一个意思）。由此推及而来，大抵就是；如果是要寻一个能加以发挥的素材，其实不用费了很大的力气，专门弄出一些名目来，只消打开窗户瞥上一眼，那便多少会有些办法了。只不过很多东邻的大作家对此并不买账，一到了夏天多半会跑去轻井泽或者类似的地方，接着就名曰取材，丢下连载寻了自在去也。幸而这种有如外道的举动乃是近十几年才有的，若是回到六七十年前，则是断然未曾得见的。

于是写了《东京小品》这连载的黄女士就打开了窗户，接着慢慢地就寻到了这一回的素材，便是门前一处始终无人入住的房子。